我告诉自己，要像从前一样轻松写作，绝不让获奖成为包袱和枷锁。一个作家如果不能再写作了，也就什么都不是了——当然，身体衰老另说。

还好，在十分疲倦地对付了一阵媒体之后，我很快恢复到了常态，恢复到老样子。我把获奖证书和那枚有安徒生头像的奖章藏到了一个连我自己都不容易找到的地方。这种感觉很好，很清爽，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我在不停地写，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

2017年出版了《蜻蜓眼》，这是一部在我个人写作史上很重要的作品——我坚信这一点，时间将为我证明。后来写了“曹文轩新小说”系列，现已出版6部，《穿堂风》《蝙蝠香》《萤王》《草鞋湾》《寻找一只鸟》，不久前又出版了《没有街道的城市》。

2020年，因为疫情我被困在了家中，我能做的就是看书写书。也许这是我写作作品最多的一年。你可以什么都不相信，但一定要相信辩证法——这是天地之间的大法——坏事完全可以变成好事。

从《草房子》开始，我写了不少作品，但故事基本上都发生在一个叫油麻地的地方，一块如同福克纳所说的“邮票大一点”的土地。我关于人生、人性、社会的思考和美学趣味，都落实在这个地方。但大约从2015年出版的《火印》开始，我的目光开始从油麻地转移，接下来的《蜻蜓眼》，情况就变得越来越明朗了，我开始了我个人写作史上的“出油麻地记”。

我是一个文学写作者，同时也是一个文学研究者。我发现，在文学史上，一个作家很容易因为自己的作品过分风格化，而导致他的写作只能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经营。因为批评家和读者往往以“特色”（比如地域特色）的名义，给了他鼓励和喜爱，他在不知不觉之中框定了他的写作。他受其氛围的左右，将自己固定了下来，变本加厉地来经营自己的所谓“特色”，将一个广阔的生活领域舍弃了。这叫画地为牢，叫作茧自缚。我回看一部文学史，还发现，这种路数的作家，基本上被定位在名家的位置上，而不是大家的位置上。托尔斯泰、雨果、海明威、茨威格、狄更斯、巴尔扎克是大家。他们所涉及的生活领域都十分广泛，不是一个地区，更不是一个村落，至少是巴黎、伦敦和彼得堡。我后来读了福克纳的更多的作品，发现评论界关于“邮票大一块地方”的说法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福克纳书写了非常广泛的生活领域。

那么，一个作家要不要讲究自己的艺术风格？当然要。大家阅读了我的新小说之后，你将会深刻地感受到，这些作品与《草房子》《青铜葵花》《细米》等作品之间的共同操守的美学观。你可以在抹去我的名字之后，轻而易举地判断出它们是出自我之手。一如既往的情感表达方式、一如既往的时空处理、一如既往地忧伤和悲悯、一如既往的画面感、一如既往的情调，无不是我喜欢的。但已经不再是油麻地，有些甚至不是乡村，而是城市，甚至是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

看上去不一样的作品，其实稍加辨认，就可以看出它们是属于同一个家族的，这个家族的徽记上明明白白地刻着三个字：曹文轩。